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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浪潮涌来,政府监管准备好了吗?

日期:2017年08月21日

(新华社/图)

本文转自:南方周末

“滴滴打车的司机们每天都在用手机接单,平时大家也会在开车时接听电话。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汽车厂家不设计一个方便放手机的地方呢?”

2017年8月9日下午,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下称综发院)院长、经济学家樊纲向台下近千名听众提出这个问题后,现场鸦雀无声。

“很多年前我问过欧洲大众汽车一位副总裁,他说这跟制度有关。”樊纲解释道,由于汽车安全管制条例中不允许在车内放置手机等小物件,以避免一旦急刹车时飞出砸伤人。如果汽车厂家设计了手机位,一旦出现伤害事故难免被追究设计责任,“这就是一个几方利益与责任的划分问题”。

在这场主题为“新经济与旧体制:包容与创新”的智库论坛上,樊纲以这个人们习以为常的例子,提出从共享单车到滴滴打车等一系列新经济现象背后,传统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正面临着诸多“新经济业态”近乎无所不在的碰撞与挑战。而这些制度与政策挑战的核心,正是在新经济形态下,政府、企业与公民“多方利益与责任”如何“重塑边界”的问题。

“弹性劳动力市场”与“地租转移”

综发院智库研究信息部部长郑宇劼在论坛上指出,对于新经济推动经济增长有两个重要判断指标:一是有没有带来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二是有没有带来大规模的消费升级。

按这两个指标来看,被戏称为当代中国“新四大发明”的高铁、网购、移动支付和共享单车等产业,均对社会经济增长形成了强大的推动力。

而在全球化的“新经济浪潮”中,新经济和新产业还对中国社会带来了两个独特的“拉动效应”:一是创造了更具弹性的劳动力市场;二是对“土地经济”所依赖的地租收益产生了转移效应。

以快递业为例,每年高达300亿件业务量、4000亿收入规模的快递业已创造了数百万就业机会;而年交易金额高达23万亿元的电子商务市场,带动就业可能高达数千万人次。

而这些新的快递和电商就业岗位,与过去制造业相比最大的差异就在于“极具弹性”:郑宇劼以一个外卖小哥为例,指出这名怀揣6个手机的外卖小哥,“相当于在为六个外卖平台打着6份工”。

在这一更灵活,也更具弹性的新型“劳动力市场”中,如何通过更加合理的“利益与责任”划分监管,有效保护企业、员工、消费者乃社会公众的相关权益,显然已经是迫在眉睫的制度研究课题。

在新经济对“土地租值”的转移效应方面,郑宇劼指出在传统的实体店铺经营模式下,大部份经营利润实际上是被房地产业主以“地租”形式赚取了,而在新型的网购模式下,这部份利润重新回到了商业流通的“价值链”中,从而对包括商业地产在内的“土地经济”形态带来了巨大冲击。

面对劳动力和土地两大要素市场在新经济形态下所发生的巨变,传统的监管模式存在着较大的不足,呈现为“监管碎片化”、“监管滞后”与“监管缺失”三者并存的局面。

对此,课题组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深入阐释中央近期提出的“审慎包容”监管理念,推动各级政府的观念转变;尽快梳理相关政策法规,出台新经济业态监管的实施细节以及在深圳这样具备创新经济条件的地区,建立新经济先行示范区,“把所有新经济业态放在这里试验和监管”。

与此同时,各类社会智库和研究机构,还应立足于新技术与新经济形态,为政府提供新型的监管技术、监管手段与监管工具,配合并推动政府监管理念的转型。

从“铁公机”到“云网端”

面对社会智库以“第三方”视角所展现的“新经济场景”,身处新经济体系内部的企业又是如何理解自己所身处其间的市场变化呢?

阿里研究院高级顾问,电子商务专家梁晓春认为,新经济崛起的未来关键不在于“如何监管”,而在于政府、社会和企业之间如何判断和理解未来新经济发展的“大势”,也就是关于“未来的共识”。

在简单梳理了中国互联网经济过去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后,梁晓春指出新经济未来可能面临的三个重大变化:

一是以云计算、互联网和智能终端(如手机)为标志,一个新的社会性“基础设施体系”正在形成。相比起工业化时代以“铁(路)、公(路)、机(场)”为标志的基础设施体系而言,今天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活动正在经历着从依托“铁公机”向依托“云网端”的迁移过程之中;

二是生产要素的扩展。传统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加入了依托“云网端”的“数据要素”之后,生产与消费模式正在发生剧变。今天的很多新经济企业的价值来源不是来自于传统的生产要素,而是大数据这样新的要素。

三是新市场结构的崛起。工业化时代的市场效率来自分工与合作,而随着新经济的崛起,“共享”正取代分工成为整个经济体中更具主导地位的结构性因素。

在梁春晓看来,新的基础设施、新的生产要素和新的市场结构,使得今天的市场经济形态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转变。

他以淘宝为例,指出虽然同样是商业贸易,但搭建在“云计算、物流快递和网上支付”这套截然不同的“基础设施”之上的淘宝交易模式,已经形成了与传统商场交易完全不同的“共享生态”。

在这个商业生态中,传统以企业为核心的商业主体,被数十万个人和小微组织所取代。这种被他称为“自由连接体”(自我雇佣者)的就业方式,为传统商业组织形态带来了巨大影响。

而在这些“自由连接体”之上,传统的独立企业形态也在发生着巨变:从阿里、腾讯到海尔、华为,各个领域内的领先企业都在向“平台经济”形态转型。梁春晓指出,在阿里和腾讯市值相继超过4000亿美金的同时,“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几乎全是平台经济模式”。

“微经济”、“平台化”和“共享模式”构成了梁晓春所勾勒的“新经济范式”,而这一“新经济范式”的出现,不但对传统以一、二、三产业来划分的经济体系分析框架提出了巨大挑战,同时也对与之相应的社会经济管理机制,带来诸多必须面对的挑战与转型课题。

在这些挑战中,既有跨入“数字化社会”过程中,公众由于数字教育资源不均衡而面临巨大“数字鸿沟”等宏观社会问题,也有在新经济结构业态下创新与监管平衡等制度设计问题;还有涉及到消费者“数据权”保护乃至生命科技发展中的伦理争议等更加广泛的问题。

在梁春晓看来,以“信息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时代,在经历了2000年以前的技术创新阶段,和2000年以后的商业创新阶段后,现在正进入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社会创新”阶段。

与此同时,他认为过去数百年中建立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制度基础,面对新经济时代一系列前所未见的新经济形态及其所引发的社会矛盾,真正的挑战“不是放与管的问题,而是整个体制的全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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